對于這屆年輕人來說,工作不只是“找家企業,上下班打卡”,不少人涌入直播、微商等新領域,只需要一臺電腦即可隨時隨地工作。
不過,也有一些工作沒有人做。全聚德的經理就為招人難發愁,烤鴨前嚴格要求給鴨子拔毛環節為全手工完成,但招不到愿意做此工作的工人,只能到邊遠地區招人。
10月10日,在“穩就業促雙創聚人才,促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小型雙周座談會上,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賈楠談到,剛剛結束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中發現的年輕人就業觀的新變化:靈活就業成為新的就業方式,且越來越普遍。探索建立平臺經濟新業態下符合靈活就業特點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新問題。
此外,外賣平臺、共享經濟等新型就業平臺創造出了外賣小哥、網絡主播、主播經紀人、場景包裝人、城市運維等新崗位,吸引大量年輕人加入。
“有注冊沒固定場所”的靈活就業暴增
去年,菲婷剛成為媽媽,有了孩子家庭開銷突然增大,她決定從產假期間就開始做微商。她用給自己孩子選產品的“挑剔眼光”嚴格甄選產品,再向母嬰群內的媽媽們推薦,媽媽們下單后她聯系供貨商拿到團購價,再由供貨商直接發貨,自己不用囤貨,這種就業形式非常適合她。
“我們去查找很多在市場監管部門登記注冊的企業,卻沒有一個有實際地點,這種情況以前是絕對不能存在的。”這是賈楠在地毯式的調研中發現的新就業方式,很多年輕人不需要或沒資金去租固定的辦公場所,只需要一臺筆記本電腦即可完成從設計、交易、資金流轉等所有工作,收入并不低。
中國銀監會原主席尚福林也發現,當前整體就業形勢穩定,但在統計失業率時有部分省份的負責人表達了不同看法,“大家對就業的認識不一樣了,有的人不是沒有工作,只是不像原來一樣找個單位去工作,而是自己靈活就業”。
這種靈活就業的比例驚人。比如,在某省份調研中,某所大學2018年的應屆畢業生3645人,協議就業的畢業生只有300人,占10%,絕大多數都是靈活就業,自己去找個地方就業。
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表示:“當前新的就業形態多元化就業方式明顯增多,過去那種幾十年如一日從事一份工作或者就職于同一家企業的時代逐漸消失,靈活就業非標準的勞動關系已成為就業的常態和趨勢,建設我國新型勞動關系的體系與制度已刻不容緩。”
“靈活就業”本身也有了新內涵。過去,靈活就業是指以用人單位是否為勞動者辦理養老保險為依據來劃分的,但在今天,靈活就業包括依存互聯網新平臺的非標準就業、打零工、自我雇傭等多種形式,需要研究新型勞動關系的定義與內涵。肖鋼認為,新型的非標準就業的特征為松散型、兼職性、靈活性、公平性、穩定性。
多位專家表示,要構建新型勞動關系的保障制度,舊的勞動關系監管已經跟不上了,主要表現為勞動關系認定難,勞動爭議處理難,社會保障繳費難。
肖鋼建議,具體的方式包括:政策制定要以包容審慎為導向,加大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就業扶持力度,構建新型勞動者權益保護機制,完善勞動者技能培訓體系等。
“不開心”就跳槽 不僅要薪酬高還要工作環境美
“不開心!”
國家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中心主任、總經理原誠寅和很多年輕離職員工交流辭職理由時,往往就得到這3個字的答案,細聊會分為工作環境不開心、老板布置的任務不開心、上下級關系不開心,這種情況使得公司給再高的收入都留不住人才。
而讓年輕人“開心”的工作理由中,工作環境的比重在不斷上升。90后創業者劉桂介正是如此,回國創業BOOM POPS分子冰淇淋時,他選擇了顏值超高的聯合辦公場所wework作為辦公場地。這里相對獨立,硬件設施齊全,又有很多精心設計的活動讓他很滿意。
“每周一都期待早餐會帶來的滿足感,每天經過前臺時運營人員的一句問候和一個微笑,都幫助我產生能量。”
賈楠調研中明顯感覺到:“對年輕人來講,就業除了對薪酬的要求,對企業的生產條件和環境也有了較高要求。”年輕人用腳投票反映了他們對一份“好工作”的要求,這倒逼企業留住人才時必須注重工作環境。
“工作觀念變了,對工作的珍惜程度也沒那么高,這是現實。”一位在北京海淀常年為300人以下的初創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的工作人員深有感觸——每天在招聘,每周有離職,人才流動的速度極快。
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周延禮表示,有些用工單位要用普通工人、技術技能工人,現在招不到人,有一些人讓他做一些基層工作他不愿意做。另外工資水平達不到一致的看法,這樣就帶來了用工單位和擇業者之間的矛盾。
雖然我國整體就業形式平穩,但就業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不斷提升。今年1月,人社部透露,2019年我國的就業總量壓力不減,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仍然保持在1500萬人以上,特別是高校畢業生數量達834萬人,再創新高。
“不僅要用好的激勵機制、好的平臺發展機會吸引人,在進入企業后也要用好人,讓他在平臺上發揮好作用,實現職業理想。”這是原誠寅的人才觀。
他甚至提到,在面對離職員工時也要“送好”,讓創業團隊從企業內部中脫離出去打造一個全新的企業,會創造全新的就業機會,甚至創造一個全新的更大規模的企業。
新經濟創造新崗位 機器人替代人已成現實
今年50歲的周國榮是哈啰出行成都地區的運維人員。在來哈啰之前是一位廢品收購人員,文化水平比較低,收入也不太穩定。來到哈啰工作已經有1年3個月了,作為專業的超區回收司機,他努力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及后臺系統,通過自己的勤勞獲得了穩定的收入。
新經濟帶來了更多崗位需求。哈啰出行聯合創始人韓美介紹,公司在全國范圍內提供了3萬余城市運維崗位,為進城務工人員與再就業困難群體提供了工作機會,40~50歲的運維工人占比達15%。共享單車還成為激發傳統企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帶動了智能鎖制造企業50%的就業崗位。
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為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為7500萬人,占全國就業人數77586萬人的9.7%,比上年增加約500萬人,同比增長7.1%。平臺員工數為598萬人,同比增長7.5%。
不僅如此,滴滴平臺吸引234.5萬名正規司機就業,還吸引了931.5萬人成為網約車司機;美團點評平臺2018年有270萬外賣正規騎手工作,支付勞動報酬超過300億元,同時帶動了1960萬個就業崗位;越來越多的60歲以上人員選擇在淘寶、天貓等網上零售平臺開店,延長了就業年齡;電商主播孵化公司超過600家,包括主播、網紅、主播經紀人、場景包裝師;幫助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新職業數字化管理師成為人社部定義的新職業,已超過100萬人。
互聯網在創造也悄無聲息地“消滅”了一些崗位。房地產互聯網企業房天下內就有很多“機器人員工”。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透露,一年前公司內部取消了會計崗位,一切報表自動化,只留一個運營政策會計管理,6年前公司內有2000多個房產編輯崗位,如今只剩下200個,大部分文章由機器人撰寫。
因為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機器人取代人的趨勢已經難以避免,許多舊崗位消失,大量工人失業。機器人工作的制造業工廠無需開燈,變成黑暗工廠;原先勞動密集型的客服業被機器人替代,普通人辨別不出電話那頭竟是機器人;銀行網點的柜臺服務大量減少,大量業務由自助服務機完成。
“你要不斷地學習和更新知識,讓你的能力一直和時代的發展相結合。”面對這種情況,原誠寅提出解決之道。